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

当前，需要着力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权利制度不健全问题。由此，大量的寻租现象、利益集团应运而生，很多原本简单的市场问题、法律问题变成复杂的权力问题、政治问题。

虽然我国法律对于权利滥用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但是相关规则尚不够完善，体系性欠缺，漏洞较多，刚性不足。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等交易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为市场提供了清楚明确、公开稳定、反复适用的法定交易指引、流程和模板，节省了大量信息成本和谈判成本，可极大便利交易运行，推动市场繁荣。既充分维护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又通过必要的特权给予困难群众特别优待和特殊保护。虽然说准确分析法律实施的成本效益难度较大，但是法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有实践经验，值得我们抓紧研究、积极借鉴。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滥用权利谋取额外利益的情形增多，甚至出现专门化、团伙化的势头。市场对于交易成本十分敏感，如果适用法律反而会增加成本，那么多数市场主体就很可能放弃法律，转而自行寻求其他更为便捷的途径解决问题。世界各国的法学界有毛病者当然不止一处两处。

他们的作风颇有几分像前清的绍兴师爷。他们只会凭一点小聪明勉强应付眼前的个别问题，根本不知道法律的政策是什么。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家才真心觉悟。(2）对于法学科目仅有局部的研究。

所以要建立新法学，必须先将固有法的毛病找出来。纽伦堡战争罪犯的裁判是最明显的例子。

法律制度以及研究这种制度的科学当然也不能例外。有些人不明此理，谈到大陆与英美两个法的区别便不免扩大其词。坊间所流行的法学著作类多数犯下列几个毛病：（1）著者往往喜欢在书籍前几页或末尾开列一个参考书目，内中英、德、法、意、日等国文字的著作都有。我对于法学愧无深切研究，不能代表《新法学》的同仁提出什么高明的意见。

所以表面上尽管引经据典，实际上我们对于它的准确性不能不发生怀疑。有时虽注明根据，却因著者没有见过或看不懂外国法学著作或法典判例，只好随着别人的著作依样葫芦加以附注。西洋式国际法的鼻祖葛罗歇思（Grotius）对于这一点也颇重视。可是近几十年来国内研究国际法的人大都受着野心国家国际法学者思想的支配。

然而实行的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近几十年来大家都纷纷放弃。例如：陪审制度，无论在英美或大陆试验的结果，都很难令人满意，英美大陆各国都在逐渐放弃这种制度。

他们开这种方子时，应该仔细研究犯人吃了方子上所开的药究竟会变好还是变坏。（四）法律见解的肤浅 我国学法律者虽属不少，然而一般的讲起来大都对于法学仅浅尝而未深入。

试问：一个经父兄师长多年教育而不能改善的犯人在短短的不满6月的监禁期间会受感化而痛改前非吗？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并且这种措置反而使多数犯人由偶犯而成为职业犯、习惯犯。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国学法律的人有很多是以咬文嚼字为能事的。并且所开的出版时期都是相当早的，并未将最新版本列入。（三）法律技术的机械 法律是达到某种目的之工具，研究或运用法律须注意法律之目的并检讨其实际功能。于是有罗邱宣言及联合国宪章等申述大家反对侵略战争的决心，战争结束以后的战犯审判及处罚更确立了国际法上制裁侵略战争的原则。然而不管它包罗的是五法，还是四法，我们一概称它为六法。

照现行解释下级法院关于事实认定之不当可依第370条由第三审法院予以纠正，量刑之失当亦由事实认定之不当而发生，自可援用同条之规定而予以纠正。我国以一个一向爱好和平而常被侵略的国家，处于当今之世应采何种态度，当然不言而喻。

所谓战争的犯罪（War Crimes）也只限于违反作战法规惯例或公约的行为。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于这一方面作一个简单的分析，然后进而指出今后法学界应有的努力。

有很多人以为二者之区别是在产生的先后，凡产生在先者为旧法学，产生在后者为新法学。他们无非将别人著作里所开的参考书目照抄一遍，以表示自己学问之渊博。

只有极少数觉得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国策及国际正义和平的需要推翻那些足以助长侵略战争的国际法的原则。我国社会的组织在许多方面靠这种制度来支持。日本法虽然以德、法两国为例，但是如果专门以它为研究的对象，对于大陆法决不能有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了解。这是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与领事裁判权乃截然二事。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初最高法院对于女子继承遗产权的新法令在解释上所加的限制即其一例。因为法律教育落后，法学家才有种种缺点。

可是我国有很多法学家或法官竟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为领事裁判权一经撤废，外国人决无适用中国以外法律之余地。那么这种毛病叫做什么呢？我的答复是：贫乏。

我们知道日本法虽脱胎于大陆法，可是大陆法并不限于日本法。刑法及刑事诉讼法适用的最后结果为确定被告有罪或无罪，应罚或不应罚。

至于德、奥、瑞等国，则鲜有采用此类名称者，大都称法律或法令汇编、日常法律或法令汇编等等。如果我们一味学日本而不把眼光放远些，对欧洲各国的情形加一番观察，岂不是白走冤枉路？第三个明显的例子是许多人对于某几种法律学科或问题之不求甚解。其次讲到几种特殊的法学科目。法律虽已革新，有些老法官们往往还保持着旧法律的许多观念。

而我国法学界却因久受机械法律技术的支配，还没有注意到它。（3）从一般社会风气的转移努力。

第二个理由是：我国刑事程序法规既承认若干对于被告影响较少之情形为当然违背法令（见刑事诉讼法第371条），如将量刑之失当除外，未免轻重倒置，违背现行刑事法令的基本政策与精神。我国学者不察，竟将六法之称奉为天经地义，不问我国有无六法或书中所包罗者是否多于六法，概以六法名之。

中国法学界的贫乏有以下几种现象可以证明： (一)法学内容的陈腐 法律本是生活规范之一种，其内容应随时代环境而变迁，以适应新的需要。……现代化就是适合当代时与地的要件的意思，和为他时代所设计而与所接触的生活脱节的那些设施正相反对 （见1947年司法行政检讨会议汇编）。